广济，位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文明交汇的腹地，不仅是中国古代巴楚文化和吴楚文化的交融之地，而且在方言、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均体现出这两种古老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一区域留存下来的人文遗产与自然遗迹，有力地展现了广济先民崇尚文化的人文观念以及尊崇自然的生态理念。武穴市，旧称为广济县，因此广济方言也由此得名。
广济方言在语言地理学上占有独特位置，它处于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北方官话的河南话和赣方言的交汇地带，形成了一种难以被明确归类的特殊“楚语”，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混合性方言。当前，广济方言被官方归入汉语八大方言之一的赣方言体系（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分布于江西省和湖北省西南部，使用者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4%）。具体而言，广济方言主要通行于湖北省武穴市大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如莲花塘、太白湖沿岸地区主要通行黄梅方言），并延伸至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九江县城子镇部分地区。
广济方言作为全国八大方言系列之一，融合了吴楚古语、北方官话等多种元素，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现今独具特色的广济方言风貌。由于广济地处吴楚交接地带，其先民主要源自宋明时期的江西移民，而江西人的祖先则大多是在南北朝和唐末时期从河洛地区迁移而来，其中一部分南迁至闽广地区成为客家人，另一部分北迁至广济所在的江北平原，这就使得广济方言蕴含了大量的中古音素，这一点与湖北其他地区的西南官话有所不同，可大致将其归类为赣方言与江淮方言的混合区域。这种相似性也反映了广济在明代以前曾隶属于庐江郡，属淮南西道，与江汉地区的荆湖北路并无直接关联，故而在语音上有与闽粤方言类似之处。
自上世纪40年代起，广济方言便引起了汉语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布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将广济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由吴宗济先生进行了详细的记音工作。到了1956年，武汉大学语言教研组进行方言普查时，在湖北设立了16个调查点，广济县赫然在列。1958年，广济籍的一级教授撰写了《广济方音之调类与调值》的专业论文，而广济籍学者秦木相（笔名秦炯灵）编著的《武穴市(梅川)方言词汇》手稿正在整理中，即将面世，正如秦师所述，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广济方言的独特性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的交汇融合，更在于其语音系统、词汇特性和语法构造中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它既保存了古代汉语特别是中古音的众多特点，又吸纳了周边方言的影响，塑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混合型方言形态。这种独特的方言现象生动展示了历史上大规模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亦是我国多元一体语言文化格局的显著例证。
广济方言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方式，深深烙印着吴楚文化与中原官话的印记，同时又兼备赣方言的某些特色，这种混融特性使之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探讨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脉络、各地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乃至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等方面，广济方言都具备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随着对广济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对其独特音韵系统、复杂语法结构以及深厚民俗文化内涵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从20世纪40年代起，无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实地调查记载，还是后续武汉大学等学术机构持续进行的方言普查工作，都为广济方言的保护与传承积累了宝贵资料，也为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语言学规律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秦木相先生精心编写的《武穴市(梅川)方言词汇》，无疑是填补广济方言系统性研究空白的关键之作，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广济地方语言文化的一次深度开掘和条理化梳理，更是对中华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大贡献。随着这部著作的即将问世，势必将开启广济方言研究新篇章，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于这一独特方言的深入研究，同时让更多人深刻体悟到广济方言作为中华语言瑰宝所拥有的独特韵味和深远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