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府古寺，这座矗立于历史长河中的佛教文化瑰宝，其始建于东晋末年，原址位于太白湖畔的庙儿咀上。据洮绪卅提重伸长寺序记载，该寺乃东晋时期宋公飞仙修行驻锡之处，在他羽化之后，乡人为了纪念这位得道高僧，便在此修建了寺庙，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与变迁。
在古老的残垣断壁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元朝皇庆年间的断碑，尽管碑身残缺、字迹斑驳，但仍可依稀辨认出隋开皇年间庙儿咀、青莲庵等地名，这无疑为水府古刹的历史渊源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前清黄梅县志》亦有载，唐武德九年，朝廷诏令在沙罗咀建庙，进一步证实了水府古刹自唐代以来就已确立其深厚的文化地位，成为道教信仰的重要圣地。水府寺为文化旅游景观。
历史上，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的过程中，由于太白湖区域的荒凉环境，并未吸引大量人口定居。直至明代永乐年间以后，随着政局趋于稳定，不 少江南居民又回迁至江北地区，太白湖才逐渐有人烟繁衍，形成了沿湖十三姓氏聚居的格局。而在封建时代，这片丰饶的水域资源由沿湖各姓共同管理，而水府寺则成为了供奉祭祀、凝聚人心的公共庙宇。
南北朝时期，湖西北部的沙路咀就已经建有专祀梅同福主的寺庙。到了唐初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更是下诏在沙路咀窑下墩重建庙堂，延续了对梅山福主的崇敬和供奉。
明末清初，水府寺遭遇连年水患，庙宇多次崩塌，但民众始终秉持着坚韧不屈的精神，以简陋之资随破随修。直到清朝光绪三十年，一场突发的山洪几乎摧毁了整个寺院。然而，面对困境，沿湖两岸的民众集议决定在沙罗咀东垸合并东西二寺，择湖南龟山头重建水府寺，建起前后两栋巍峨壮观的万字垛大佛殿，背靠青山面朝湖泊。此时的水府寺拥有了数十亩田产柴山，僧侣众多，还铸造了一口四百斤的大钟以及二百斤的铁签筒，甚至为富主神像出游特制了一乘三百六十斤的大铁轿。从此，水府寺香火鼎盛，声名远播黄广乃至东南诸地。
至清末民初，水府庙更成为了太白湖渔业活动的重要议事场所。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变革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府寺先后改建为捕鱼指挥部、太白湖养殖场办公地，直至文革期间，庙宇建筑才全面被毁。现今，水府寺在武穴市花桥镇向垸村得以重建，距原太白湖成鱼队位置仅1.5公里。
历经沧桑兴衰，水府古寺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从东晋初创、元朝遗迹留存，再到明清时期的修复与合并，以及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映照出太白湖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宗教信仰演变以及人民生活习俗变迁的漫长历程。尤其在明末清初，虽屡遭自然灾难，但当地民众顽强不息、矢志不渝地修复重建，体现了对精神家园执着坚守的信念与力量。
清朝光绪三十年，山洪暴发致使寺庙全毁，然而这并未削减人们对水府寺的崇敬与热爱。湖两岸的群众团结一致，决定在沙罗咀东垸重修并合东西二寺于一地，新的水府寺以其宏伟壮观的万字垛大佛殿再次屹立于太白湖畔，成为一方精神寄托和文化地标。其时，水府寺不仅香火鼎盛，且因其地理位置独特，成为了长江航运的重要导航标志和避风港湾，渔舟唱晚，商旅络绎，飞仙之名远播四方，为黄广地区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人文气息。
进入清末民初，水府庙更是扮演了太白湖渔业的核心角色，成为了渔民们的议事殿堂。然而，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社会变革，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府寺的功能逐渐转变为服务生产建设，先后成为捕鱼指挥部和养殖场办公场所，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建筑终因历史原因而全部被毁。
如今，秉承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水府寺得以在武穴市花桥镇向垸村得以重建，并更名为现在的太白湖成鱼队所在位置附近，距原址1.5公里。这一重生的水府寺，不仅是对古老信仰的延续和弘扬，也是对当地民俗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一种深度挖掘与再现，它将继续见证太白湖畔的时代变迁，续写其流传千年的辉煌篇章。